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范畴
摘 要：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时代的到来，给经济地理学带来了新的变化，加之实践的检验，经济地理学由过去那些“区位论”、“生产布局”相应地发展到空间理论和信息理论，重在分析机制因素，时空的变化也更加深刻了。本学科比较综合，具有广阔的区域空间、复杂的内涵，其学科的创新在于在时空耦合度上使经济和社会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和谐、高效优化有序的发展，逐步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经济消费体系。着重分析了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范畴与研究趋势，强调用科学方法来检验以前的结论，用统计方法(层面分析)来解释数量关系，用GIS的分析法来印证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各门科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变革时期。最近50多年来，国内外不少经济地理学家也在探索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方法，从过去那些“区位论”、“生产布局理论”相适应地发展到“信息理论”、“空间理论”与“机制模式论”等［1，2］。理论的作用是对要研究事物的性质和关系进行抽象化地系统阐述，它有助于人们对具体事物的理解，进而对人们实践进行指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非常活跃，新思想、新思维层出不穷，掘隐发微，精彩纷呈。从当前大量的经济地理学实践与研究，我们认为，经济地理学新的创新思维应当逐渐摒弃那种以主观成分为主的非科学的价值观。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是一个僵死呆板的传统方法，也不是人们所追求公式化的繁杂的计算模式，更不是一种缺乏生气思辩的概念，而是一种科学的创新思维，一种动态升华过程，一种富有哲理的科学概念。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方法与决策手段是通过“人地关系”与“人与环境”、“空间发展”种种多变量关系的研究，不断获取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发展圭臬。
1 过去研究“范式”的新认识
历史过程展示了这一真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相反，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又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1962年，Kuhn出版了《科学变革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使整个学术界活跃起来了。他所著述的研究论文重点在研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问题，后人广泛使用，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专门学科，为学科评论的综合发展与理论方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结构分析。经济地理学自20世纪50年代原苏联的萨乌式金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以来，发展较快。但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比其他空间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等显得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层次。美国不少地理学家认为：经济地理学是综合地理学中一门非常活跃的分支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日益加强。很多新的研究领域都在努力探索经济地理学与其他相邻学科，包括经济学、区域发展学及其不同流派的社会学甚至文化学之间的关系与界限［３,４］。一些探索重点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更多的探索还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方面，注重实地考察与实证研究。但有相当一段时间，经济地理学也与城市科学一样，研究一个城市发展时只孤立地考虑城市的发展，很少与地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正如Brookfield（1975）指出的：“强调全国水平的集聚使内部收入分配、经济结构和区域差异等方面被忽略。它还加深了在全国范围内将各个经济问题孤立开来处理的错误的严重程度，忽视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４］。在50至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很重视“增长极”的研究，也传播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中。极化增长和“增长极”的概念是由Perrour在1950和1955年发表的两篇对比鲜明的论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增长极是吸力和斥力的中心，每一个中心都有其影响范围，接着他进一步深化了增长极的概念并提出极化机制，这种定义在经济地理学及其城市地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Rostow在他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中总结了一个线性的、渐变的阶段化的发展模型。他认为，在经济方面，可以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五个类型中的一个阶段类型上：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Rostow, 1960)。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城市增长极的形成来实现。一旦具备“起飞”的条件，起飞进入“持续增长”就会成为现实［１０］。与经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增长极”理论，对于本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城市所在的区域通过两种作用来影响或控制国家其他地区，赫希曼定义为“极化”(polarization)和“滴流”(trickle-down)效应，缪尔达尔则称为“回流”(backwash)和“扩散”(spread)效应。由法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增长极的经济学概念就这样被拓展到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对经济地理学传统方法又一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新的思维功效及产生“飞跃”的催化剂作用。
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政治重构直接影响到城市和区域的演化，除了新经济影响外，城市及其城市化区域也同时面对着新技术、新的管理形式、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新的生态观念等的影响，这些发展态势提出了经济地理学新思维的挑战。我们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应用与研究一方面要适应新时代大区域(含大城市区)发展的新变化，能解释新出现的城市空间、地区生产力布局与环境演化的相互关系理论及其变化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要紧密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现实，经常注意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协调和整合外，也要研究从不同尺度的研究区域的相互呼应和区域发展的个性与共性问题［９］。过去20多年里，我国地理学工作者曾在沿海开放区域，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沿岸、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了区域开发与空间布局的深入研究，通过系统调控，确定了以资源持续利用和改善投资环境以及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为总体目标的区域开发研究工作，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人口由过快增长向控制人口数量、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方向转变；完善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价值化将资源消耗核算和生态环境损失测算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逐步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经济消费体系；以开拓资源产业化市场来缓解资源供给和环境恶化压力。
经济地理学新的研究层面，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系统条件的支撑下，在时空耦合度上使经济和社会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和谐、高效优化有序的发展。最终在确保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增长的同时，使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相协调发展的优化组合状态，以便在空间结构、时间过程、整体效应、协同性方面使区域的能流、物流、人流、技术流、信息流达到合理流动和分配，从而提高区域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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